精业济群 兴药报国:“我是药大人”之彭司勋院士小记

日期:2019-03-11    来源:中国药科大学校友会       分享:

走进坐落于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的江苏省药学博物馆,有这样一幅展品虽然只有薄薄几页纸,但就在那微微泛黄的信纸上,郑重签署着在中国药学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十一位药学教授的名字。他们的亲笔签名,不为别的,正是为了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文,从我校历史沿革、教学成果、科研实力、药界影响、祖国统一伟业等方面全面论述,明确提出:“当今中国需要有一所专门性的药科大学”。信中言辞恳切地写到“定名为中国药科大学有利于鼓励师生员工学习、工作的积极性,加强为国争光的责任心,而努力奋斗”,为今日药大,“争”来了份量极重、影响极为深远的六字定名——中国药科大学。这封呈文,尽管不是药大人第一次为母校“发声”,但足以被所有药大校友铭记在心。老一辈药学前辈将“精业济群”的药大精神薪火相传,言传身教,为后辈不仅树立了榜样,更是对“我是药大人”最好的诠释。

这十一位药学教授中就包括了彭司勋院士。作为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成立后招收的第三届学子(1938年8月在重庆入学),彭司勋先生从19岁开始与药大结缘,见证了“精业济群”校训精神的缘起与传扬(1938年12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务会确定“精业济群”作为校训),成长为广受国内外药学学子与社会各界人士爱戴、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药物化学家、平实近人的著名药学教育家、可敬可爱的“药大人”,彭老先生的成长历程值得每一位药大人了解、学习。



“我是药大人”第一期,我们将向各位校友分享彭司勋院士“并不为人熟知”的几段经历,以及彭老先生对“我是药大人”的深刻理解与躬身践行。


《精业济群——彭司勋传》(牛亚华著,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)是“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”中的一部。2010年,中国科协正式启动了老科学家成长资料采集工程,彭司勋先生是入选的唯一一位药学专家。牛亚华师姐(79级校友,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任职)在导言中写到,“彭司勋先生的人生、学术经历丰富多彩,如何划分章节,并不容易,我们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”,即第一阶段:“人生起步阶段”;第二阶段:“大学求学、最初工作的6年、留学美国这三个时期”;第三阶段:“从回国任教到文革的人生经历”;第四阶段:“从文革结束到现在”,这一阶段也是彭老先生教学科研最为辉煌的时期。下边,我们将从该书中撷取几个片段,以飨读者。


早年求学1919年7月28日,彭司勋先生出生在湖南省保靖县一个土家族知识分子家庭,家住迁陵镇。而在保靖城北码头对岸,酉水岸边的一个巨大悬崖绝壁上,凿刻着“天开文运”四个大字,是光绪十七年(1891年)刻石,表达了保靖人民希冀上苍护佑子 孙在文化学养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的美好愿望。彭司勋先生的父亲彭勇诺,曾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(孙中山先生创立),曾任保靖县县长,在任期间创办了“竞择小学”(取“物竞天择”之意),后因目睹官场黑暗,辞官兴学,创办了保靖县第一所初级中学“靖绥保靖初级中学”(保靖民族中学前身)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还担任了省立八中校长。彭司勋先生的母亲姚元贞,曾入读私塾,上过中学,但不幸于彭司勋先生10岁时去世。在彭先生记忆中,母亲酷爱读书,给了他尽管短暂但仍无限温馨的母爱。

酉水北岸峭壁上“天开文运”四个大字



彭司勋先生是家中长子,求学时选择技术性较强的药学专业、青年时代远离政治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从竞择小学毕业后,家中决定让其到朝阳初级中学读初中,也就是从12岁开始,彭司勋先生开始离家求学。朝阳初级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,正如此,学习英语的环境优越:“总理遗嘱”用英文背诵,校歌也是英文,名为Bright sunshine。朝阳初级中学毕业后,年仅15岁的彭司勋来到长沙,第一次看到了汽车、火车、霓虹灯等“新奇玩意”,初到长沙的兴奋与岳麓山的美景让他流连其中,竟忘了此行而来目的是考取高中,而真正开始备考时,发现所剩时日已不多,加之无人督促辅导,最终没有能够考取理想中的雅礼中学。但“有心人天不负”,最终,彭司勋先生还是考取了兑泽中学(长沙第六中学前身),林伯渠、舒新诚等曾于该校任教。在兑泽中学,彭司勋先生印象最深的课外书籍是著名记者邹韬奋游历各国时写的《萍踪寄语》和回国后写的《萍踪忆语》,这使得彭司勋先生当时就萌发了“有机会就周游世界”的愿望。事实上,彭司勋先生后来留学美国、游历欧洲、讲学东瀛,就是在实践少年时的美好憧憬。彭司勋先生回忆起当时经历,结合学术撰写的心得,谈到:“年轻时,我一致认为写文章只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就行了,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修饰和细节描述,所以我的文章看起来总是干巴巴的,与我缺少文学修养有关。现在我觉得写文章不只是把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,可读性也很重要”。的确,彭司勋先生的文章往往直奔主题,逻辑清晰,言简意赅,较少修饰性词语,但其实,作为学术文章,这是应当予以肯定和学习的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1937年高中毕业的彭司勋




高中毕业后的那年是1937年,赶到武汉的彭司勋还没来得及报考大学,“七七事变”就爆发了,日本军舰明目张胆开到了武汉江面,百姓十分惊恐,纷纷逃向后方,辗转多日,他最终“流亡”回到了保靖。尽管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,回到家乡的彭司勋,还是主动报名担任了竞择小学的老师,承担自然和地理两门课的教学工作,而在此中,彭司勋从未放弃报考大学的念想。


踏上“药之旅”抗日烽火蔓延,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,并以重庆作为“陪都”,众多高校举校搬迁至西南,其中就有刚刚成立一年便遭遇“七七事变”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(即为母校前身)。1938年8月,彭司勋先生与五位校友相约,去重庆报考大学,从湖南保靖出发,辗转沅陵、贵州独山、贵阳、安顺、遵义、桐梓、四川南川,穿越整个贵州省,风餐露宿20多天才得以到达重庆。

彭司勋先生到抵重庆后,因其中学时期就喜欢地理和化学,本想报考中央大学地理系或化学系,但其时报考已截止,他便报考了四川大学外文系、齐鲁大学医学院、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三所学校。当时,国立药专的考场设置在重庆曾家岩的求精中学。彭司勋先生勤勉备考,三所报考学校均榜上有名,但对于川大外语系,他认为他还是更想“学门技术”;齐鲁虽是著名教会大学,但要学习七年,他认为时间“有些长了”;而国立药专虽然是“专科”,但是四年制,且可享受国家补贴,所有学生都免收学费,食宿也由国家负担,其时值抗战时期,与家中联络不便,他希望能够早点自立,于是选择了国立药专。

1935年,中华药学会(1907年由20余名留日学生发起成立,中国近代最早的全国性学术性团体,后更名为现今的“中国药学会”)召开第七届年会,大会提请教育部设立“药学教育委员会”及“国立药学院”。但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,坚持将药学教育委员会隶设于医学教育委员会内,学会被迫同意。1936年7月,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召见孟目的先生,决定在南京设立药学专科学校(与起初呈请设置“国立药学院”提案相差甚远),原本预算10万元为开办费,8万元为经常费,但最终行政院批复的经费仅2万6千元。1936年9月16日,40名新生赶赴南京白下路盐业银行旧址临时校舍处正式报到,9月18日即开始正式授课。1937年,未及开学,抗战爆发,学校举校西迁至武汉。1938年,武汉告急,学校又举校迁至重庆,招收了第三届学生,彭司勋先生便在其中。抗战时期,国立

药专筚路蓝缕、历尽艰辛,但始终弦歌不辍、坚定办学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药学人才,为新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石。

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训

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徽

1941年6月,教育部长陈立夫为国立药专毕业生题词



而在国立药专求学的四年时光,也是彭司勋先生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,他曾深情回忆到:“1938年至1942年,是抗日极其艰难的四年,也是我在药专艰苦求学的四年。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在重庆郊区的瓷器口镇,磁器口附近有25兵工厂,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,不分昼夜,妄想摧垮中国人的抗战意志。1940年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。有一次,市 区的一所防空洞被炸塌,成千上百的人死在隧道中。这年5月的一天,日军飞机又来轰炸,我们跑进防空洞,助教王光鑫老师躲在洞口处,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正好在洞口旁爆炸,他被巨大的气浪掀起,跌落到深坑中摔死。同年的另一次轰炸中,我们班的四川女同学王志华在防空壕里被泥土掩埋窒息而死,挖出来的时候手表还在走。我们满怀仇恨,强忍着悲痛掩埋死去的老师和同学。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,磨练了同学们的意志,坚定了我们刻苦学习,报国雪耻,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。

那时国立药专教师大部分是英美留学生,因此办学模式受英美药学教育的影响比较大,而且国立药专对基础课很重视,老师多聘请中央大学知名教授兼任。后来学校搬到歌乐山,虽然那的教室,宿舍等都是简易建筑,但比磁器口好多了,学校初具规模,老师租住在学校附近农民的简陋房子里,几乎是家徒四壁,生活很艰苦,但他们都甘于清贫,苦作园丁,认真授课,为人师表,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。”

抗战时期位于重庆歌乐山的国立药专



可以说,正是在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时期,深深磨练了彭司勋先生的顽强意志,更加明确了他以药学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,正是在国立药专期间系统的药学本科教育学习,奠定了彭司勋先生深厚的药学基础。与此同时,从大三开始,彭司勋先生与同学陈佩兰相恋,并最终结为连理,收获了甜蜜的爱情,成就了一段“药学伉俪”的佳话。从19岁开始与药大结缘,彭司勋先生从此便踏上了“精业济群,兴药报国”的“药之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