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10大著名中医的治病之道

日期:2018-02-11    作者:符惠玲    来源:个人图书馆       分享 :

在古代中医是老百姓治病的最主要的手段,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,出现了许多医术精湛,受到老百姓爱戴,医德高尚的名医,这些名医各自有自己擅长的方面,小编下面为大家介绍中国古达10名医的治病之道吧!

  1、针灸之祖——黄帝

  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。现存《内经》即系托名黄帝与岐伯、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。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,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。对俞穴和刺阖、刺禁等记录较详。

  黄帝,《史记》中的五帝之首。传黄帝姓公孙,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。又居姬水,后改为姬姓。国于有熊,亦称有熊氏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,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,有学者以文献证据认为是始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推动下,从中国远古传说的三皇与五帝中脱颖而出,成为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。

  2、脉学倡导者——扁鹊

  姓泰,名越人,战国渤海郡郑(今河北任丘)人。太子尸厥已死,而治之复生;齐桓公未病,而知其后五日不起,名闻天下。《史记·战国策》载有他的传记病案。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。

  扁鹊善于运用四诊,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。司马迁说:“至今天下言脉者,由扁鹊也。”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:扁鹊“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”。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:“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,望齐侯之色,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”

  扁鹊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。他自说:“越人之为方,不等切脉、望色、听声、写形,言病之所在。”

  可以说,扁鹊奠定了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。司马迁称赞他说:“扁鹊言医,为方者宗。守数精明,后世修(循)序,弗能易也。”

  他用一生的时间,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,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,在诊断、病理、治法上对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扁鹊的医学经验,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。因此,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中国古代医学的祖师,说他是“中国的医圣”、“古代医学的奠基者。”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称他是“总结经验的第一人”。

  3、外科之祖——华陀

  华佗,又名敷,字无化。后汉末沛国(今安徽毫州)人。精内、外、妇、儿、针灸各科,对外科尤为擅长。对“肠胃积聚”等病,饮麻沸散,须臾便如醉肠洗涤,缝腹摩膏。施行腹部手术。

  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说他“兼通数经,晓养性之术”,尤其“精于方药”。人们称他为“神医”。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,名曰《青囊经》,可惜没能流传下来。

  华佗高明之处,就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创立新的学说。最突出的,应数麻醉术—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“五禽之戏”的创造。

  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,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。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,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,正式用于医学,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,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。

  “五禽之戏”,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。动作是模仿虎扑动前肢、鹿伸转头颈、熊伏倒站起、猿脚尖纵跳、鸟展翅飞翔等。

  4、医圣——张仲景

  张仲景,汉末向阳郡(今河南南阳)人,名机。他的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,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。

  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,“博通群书,潜乐道术。”后来成为良医,被人称为“医中之圣,方中之祖。”东汉末年,连年混战,各地连续爆发瘟疫,张仲景目击心伤。“感往昔之论丧,伤横夭之莫救”。于是,他发愤研究医学,“上以疗君亲之疾,下以救贫贱之厄,中以保身长全,以养其生”。

  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,曾在长沙做太守,所以有张长沙之称。当时伤寒流行,病死者很多,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,大开衙门,不问政事,让有病的百姓进来。为纪念张仲景,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,通称“坐堂”,那医生就叫“坐堂医生”。

  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,写出了《伤寒杂病论》十六卷(又名《伤寒卒病论》)。到了晋代,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。到了宋代,才渐分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二书。

  5、预防医学的倡导者——葛洪

  葛洪,字稚川,自号抱扑子,晋朝丹阳句容(今属江苏人)。晚年,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,既炼丹、采药,又从事著述,直至去世。著有《肘后方》,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、恙虫病症候及诊治。“天行发斑疮”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。

  他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,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。他的著作,约有五百三十卷。不过,大多已经散佚,流传至今的,主要有《抱朴子》和《肘后救卒方》。

  《抱朴子》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。内篇属于道教的著作。但其中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;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,世道好坏等事。其中《钧世》、《尚博》、《辞义》等篇,是著名的文论著作。

  《肘后救卒方》简称《肘后方》,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,采药容易,价钱便宜。而且,篇帙不大,可挂在肘后随行,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、旅途,也可随时用来救急。

  葛洪治学严谨,几十年如一日,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,共读了近万卷。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。他说:“孜孜而勤之,夙夜以勉之,命尽日中而不释,饥寒危困而不废,岂以有求于世哉,诚乐之自然也”。“不学而求知,犹愿鱼而无网焉;心虽勤而无获矣”。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。

  6、药王——孙思邈

  孙思邈,唐朝京兆华原(今陕西辉县)人,医德高尚,医术精湛。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。宫廷要留他做御医,他扯谎采“长生不老药”献皇上,偷跑了。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,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。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,是创建妇科的先驱。《历代名医图赞》称道:“唐孙真人,方药绝伦,扶危拯弱,应效如神”。

  他所著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简称《千金要方》,共三十卷,内容极为丰富。特别是,书中首创“复方”。《伤寒论》的体例是一病一方,而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发展为一病多方,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“经方”。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“复方”,以增强治疗效果;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,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。

  《千金翼方》是对《千金要方》的补编。此书共三十卷,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,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。这两部书,合称为《千金方》,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。

  7、儿科之祖——钱乙

  钱乙,字仲阳,北宋郓州(今山东东平)人。著有《小儿药证直诀》共三卷。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,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,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。

  钱乙撰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,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。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,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。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,把钱乙尊称为“儿科之圣”,“幼科之鼻祖”。

  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,小儿的生理特点:“脏腑柔弱”、“五脏六腑,成而未全,全而未壮”。其病理特征:“易虚易产,易寒易热”。在诊断上,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。在处方用药方面,力戒妄攻、误下与峻补,主张“柔润”的原则。

  钱乙著有《伤寒论指微》五卷,《婴孺论》百篇等书,但皆散失不传。现存《小儿药证直诀》,或叫《小儿药证真诀》。《四库全书目录提要》称钱乙的书为“幼科之鼻祖,后人得其绪论,往往有回生之功”。

  8、法医之祖一宋慈

  宋慈(1186-1249),字惠父,汉族,宋朝建阳(今属福建南平地区)人,中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,被称为“法医学之父”,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,写成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《洗冤集录》。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法医鉴定学”。

  9、药圣——李时珍

  李时珍,字东壁,号频湖,明朝蕲州(今湖北蕲春)人。长期上山采药,深人民间,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,经27年的艰苦,著成《本草纲目》,所载药物共1758种,被译为日、法、德、俄等国文字。

  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“品数既烦,名称多杂。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,竟被认为可以“久服延年”,因而遗祸无穷。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。他既“搜罗百氏”,又“采访四方”,深入实际进行调查。后人为此写了“远穷僻壤之产,险探麓之华”的诗句。

  就这样,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,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,完成了《本草纲目》编写工作。全书约有190万字,五十二卷,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,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,载方一万多个,附图一千多幅,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。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,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,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(生物学、化学、矿物学,地质学,天文学等等)也做出贡献。达尔文称赞它是“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”。

  10、《医宗金鉴》总修官——吴谦

  吴谦,字文吉,清朝安徽翕欠县人。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。《医宗金鉴》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,全书90卷;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。

  吴谦是清雍正、乾隆年间的名医,曾任太医院右院判。作为御医,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。乾隆五年(1740年)早春二月,乾隆帝患了感冒,吴谦、陈止敬等御医“敬谨调理,甚属勤劳,……且奏效甚速”,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。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。在为宫廷服务期间,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。

  乾隆四年(公元1739年),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,命吴谦、刘裕铎为总修官。作为总修官,吴谦为《医宗金鉴》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吴谦认为,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,存在着“词奥难明、传写错误、或博而不精、或杂而不一”等问题,应予以“改正注释,分别诸家是非”。

  吴谦崇尚仲景学说。在撰著《医宗金鉴》时,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,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,汇集诸注家之阐发,撰成《订正仲景全书?伤寒论注》17卷、《订正仲景全书·金匮要略注》8卷,列为《医宗金鉴》全书之首。

  《医宗金鉴》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。清朝前期,社会经济发展,国力鼎盛,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。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,于乾隆四年(1739)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:“尔等衙门该修医书,以正医学”。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,任命御医吴谦、刘裕铎担任总修官(相当于主编),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。为保证医书的质量,选派有真知灼见、精通医学、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,设纂修官14人,副纂修官12人,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。此外,还有审效官、誊录官等人员,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。编撰中,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,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、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。

  1742年,《医宗金鉴》纂修完成,乾隆帝赐名为《医宗金鉴》,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、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。自1749年起,清太医院将《医宗金鉴》定为医学生教科书;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,深受读者的欢迎。

  《医宗金鉴》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、删补,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,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。《医宗金鉴》一书,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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